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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相片JOAH

尼泊爾志工逃亡記|我與Covid-19疫情擦肩而過!


今年4月,印度一夕間,新冠疫情確診、死亡人數急劇飆升,各處新聞報導首都新德里氧氣匱乏、醫療衛生體系崩潰、火葬場再也容不下更多人,疫情再無法控制的話,或許真的要用屍橫遍野來形容印度。


我想起去年1月,手邊正在準備志工出國計畫,2月初將帶隊前往尼泊爾,沒想到新冠肺炎疫情新聞陡然頻傳,許多台商紛紛從中國包機撤退,網路一片喧囂,當時大家仍劃分兩派互相猜忌,這波疫情,到底是謊言還是實際發生數字。


眼看局勢越來越緊張,我跟尼泊爾計畫負責人通了電話,討論是否要向機構建議取消這次的行程,但這一取消就是慘賠,當時我們與許多公司都面臨同樣的問題,金錢成本和人生安全,孰重孰輕?


帶著忐忑的心上路

經過一番會議後,大家認為情勢還在可控範圍內,出隊9天的行程,只要確實做好衛生控管,每日要求隊員量測體溫、酒精消毒、全程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離,避免人潮擁擠,應能成行。


當時從香港出入境的旅客,需在家自主隔離7天,許多志工無法承擔回國後還要向公司、學校告假,紛紛退團;最後,我們這團的志工人數從14人銳減到7人;這一趟行程,還沒出國,就已經在忙著處理機票退費。


2月6日,新聞仍頻頻爆出有人從香港搭機返台染疫,當天前往機場前時,上師贈與我的念珠手環,勾住我的褲子,散了一地……我不敢想像這意味著什麼,但我知道這趟旅程將會很艱難。


原本與朋友約好,預計要將她表框好的綠度母畫像運回加德滿都,但到機場一看,體積實在太大,托運行李無法通行,只好作罷;於是,我在空蕩蕩的桃園機場,對著封在箱子內的綠度母頂了禮,祈求祂保佑我們一路平安。


隊員反覆發燒

7個人的行程,我想應該會比較輕鬆,但第3天早上,在Patlekhet山上的村落裡,隊員竟出現了低燒。該不會在香港轉機感染的吧?要發病也至少有潛伏期,還是水土不服?畢竟去年的梯次也有發生過……各種假想在我腦中呼嘯而過,但我還是只能保持冷靜,不斷與負責人保持聯繫。


而手機那頭還不斷收到與旅行社協商更改機票的事,因為自2月7日開始,凡事過境香港的旅客,都必須接受7天的居家隔離,為避開這種窘境,許多在台灣的家長和機構,正打算讓隊員改從馬來西亞轉機回台。


隊員的體溫仍然起伏不定,卻又沒有過38度的發燒門檻,但2月10日晚上,我們還是決議帶她去醫院做一次檢查,但這對隊員、在地領隊或我而言,都是很大的風險,因為當時尼泊爾已有一例確診,樣本還是送到香港進行試劑檢驗後才知道,最後聽說那個病例被放回家了;當時尼泊爾政府完全沒有病毒檢測機制及隔離意識,所以只要官方出現一例,代表事態嚴重。


正戴有病,反戴沒病!

距離我們最近的醫院,從我們住的村落要搭40分鐘的車程才會抵達。兩位在地領隊立刻安排了車陪我們前行。在車上,我看到其中一名在地領隊的口罩戴反了,白面朝外,有顏色面朝內,我抱著導正觀念的態度,睜大眼睛地說:「Narayan,你的口罩戴反了!」他說:「喔!我們這裡生病的人會將白面朝內「正戴」,但沒生病的人,會將白面朝外「反戴」,讓人一眼就能辨識。」我心想這的確是個不錯的辨別方式,但回頭想想,事態至今,又有誰能保證自己沒有被感染呢?


我們來到Dhulikhel Hospital,這是一家隸屬加德滿都大學的醫院,算是當地較有保障的大醫院。我已經是第二次進出這裡,對裡面的動線還算熟悉,於是立刻與在地領隊將志工帶去急診室報到。


一進室內,只有約莫10張不到的病床,且沒有簾幕間隔,躺在床上的從黑髮到白髮都有,有的嚴重咳嗽、不能自主呼吸,有的靜靜躺著,有人是一進來就立刻被推出去,裡面人流混雜、來來去去。生病的志工只是靜靜地坐在床上,我站在旁邊則感到一陣暈眩,因為我並不知道誰會是病毒感染者,我們正在與一個看不見的敵人作戰,將自己暴露在最險惡的環境之中、無所遁形。


這時醫生向我們走來,測量了體溫,表示沒有超過38度,也向我們說明,若感染的是新冠病毒,溫度不會上下擺盪,一定會維持高燒,暫時判定只是水土不服;但因為沒有試劑篩檢,此時,我們也只能相信專業,迅速領了藥,回去持續觀察。



發燒標準下修,過境香港關7天

而各國為因應疫情變化,政策朝夕令改,發燒標準從38度下修到37.4度。就算隊員不是新冠病毒,這位隊員的體溫也免不了被機場扣留,更何況他並未更改回程機票,依然會從把關最嚴謹的香港轉機回台。


期間的行程,我們不斷監控志工們的體溫、狀況,但為了確保其他志工和當地村民不被傳染,那名志工被限制了許多行程,他可能心裡也有些鬱悶,覺得這趟志工行根本是來受罪的,但對於一個無法將隊伍推上正軌的領隊來說,我的心情也顯得一片慘澹;此行的宗旨,已不再是身為志工能造成多大的影響力,眼下更明確的任務則是,讓隊員平安回家。


最後兩天,隊伍回到了加德滿都,在飯店洗了個熱水澡,也在餐廳吃了一頓好料,大家看似心情都放鬆不少,但早晚體溫回報依然要繼續,生病隊員的體溫依舊維持在37.5度以上。我用無奈的眼神看向了在地領隊,尋求他的意見,他說,沒事!明天照樣去機場,如果他的溫度還是下不來,我也還會在這照顧他,不會放他一個人。



慌亂的特里布萬機場

隔日晚飯後,大家回飯店拿行李,準備前往機場,計畫負責人打了一通電話告訴我,要確保隊員體溫都通過才能上機,否則香港機場那端控管很嚴,就算只是轉機,也會把人拽下來。但志工隊有兩人選擇了原班機,從香港返台,其中一個就是生病的隊員;我則是帶著剩下5個人,從馬來西亞轉機,此時又陷入一陣糾結。


在特里布萬機場,香港的班機時間還沒到,但馬來西亞的航班已經要起飛了,機組人員下了最後通牒,廣播點名了加我6位還沒上飛機的人。航站人員跑來嚴肅地對我說:「你們的航班要起飛了,小姐,請妳趕快上飛機!」我電話那頭還在跟負責人通話,情急之下,失去理智地喊道:「可是我的隊員還在這裡,他正在發燒,我不可能放他一個人!」航站人員給了我一個無奈地眼神說:「Please!」。


幸好,那邊即時傳來消息,機場護理人員為他測量體溫,說沒發燒,還給了他一顆退燒藥以防萬一。隊員表示身體沒有不舒服,因此,我託付了同樣是香港回台的另一名隊員協助照顧,並隨時跟負責人聯繫,這才甘願上機。


坐上飛機後,並沒有感覺如釋重負,飛往吉隆坡的路上,我一直想著下機後該如何安排和確認隊員狀況;幸好落地後,那邊也傳來他們順利通關的消息,並沒有被香港機場擋下。


這趟旅程下來,你問我愛尼泊爾嗎?我會說我愛著呢!可是疫情來的時候,眼前的景象卻是樹倒猢猻散、落荒而逃。我反思了一個問題,如果今天我只是一個人,我還真的可以悠然自得,繼續在加德滿都待上兩天;但今天我面對的是這7個隊員、7個家庭,背後支持我的機構和我的家人,我不得不用盡全力把他們和我,完整交還給他們最信任的人身邊。


人在危急之下,總會想著到家就好,到家了,一切就沒事了,所以疫情一爆發,一架又一架的包機、撤僑返台,所有在外地打拼、就學的人,擠破頭的想回台灣,回到這個最終讓他們有歸屬感的避風港,我對此從最初到最後都是感同深受地。


但回國了,不代表風險不存在,疫情不會發生,因為我們是共同生活在這顆地球上的人,沒有誰是真正孑然一身,面對一場瘟疫浩劫,也沒人保證能全身而退。應證著那句話“Nobody is safe until everyone is safe.”,除非所有人都安全了,否則沒人能真的安全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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